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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倘若一条规范涉及社会事实，那么对其的调查和评估就不会像在涉及技术或医学问题的时候那样托付给专家。

增加了自治法实施保障的专门条款——第73条。⑧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原有经济体制的规定进行了重大修改，关于自治权的规定，更为具体化，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四是加大对口支援、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力培育民族自治地方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机制体制，增强民族自治地方自身造血功能，提升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除专门法律外，我国许多部门法就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特别规定。一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大学毕业生服务家乡，改善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干部中所占比例仍然较低、而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的现状，改变自治地方人才流失严重导致发展滞后的状况。第三，不少已出台的自治条例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不鲜明。

《立法法》第66条的规定，即是在此意义上而言。强化了资源、环境保护的规定，确立了资源补偿制度。该理解不符合民主法治的含义。

【关键词】方法论 宪法虚无主义 法律实证主义 释义学 引言：方法论的偏颇 作为一种学术现象，以三权分立而非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前提阐释我国宪法现实已经严重阻滞和削弱了宪法理论的本土化及其解释力量。悖谬的是，宪法释义学的移植是为了避免政治环境对宪法成长的局限与妨碍。1．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的流行。[③]冲突的焦点在于视宪法文本为规则还是原则，以及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法官将个人的价值判断置于宪法规范之中。

一位臂带鲜血的凶手摁住受害者，其邻人拍摄了犯罪一幕，凶手本人也以书面和录音形式承认其行为。Jack M·Balkin：Fidelity to Text and Principle, Collected in Jack M·Balkin, Reva B·Siege, The Constitution in 2020,by Oxford University in 2009,p11. [23] Never, ever read constitution because it will only serve to confuse you .See Thomas E Baker ,Jerre S. Willi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2003 by West, a Thomson Business,p322. [24] The text of Constitution is insignificant compar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pinion in the pages of the US REPORTS. See Thomas E·Baker, Jerre S. Williams：Constitutional Analysis ,2003 by West, a Thomson Business p324. [25]参见拙作：《宪法释义学与宪法体系》，载《河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它们在宪法之内，而非超越宪法文本之外的抽象原则。美国宪法理论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不脱德国窠臼，其分歧只是表现为立基于法律实证主义立场，以宪法规范适用为依归的前提下，是否允许对宪法规范做出某些道德与哲学判断以容纳和顺应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18]借助普通法的解释技术，马歇尔（John Marshall）将法官和公众的转移力成功地由抽象地宪法原则集中于宪法文本文字上，通过宪法文本文字提炼宪法精神，确立宪法含义，从而完成了宪法的法律化。[25]且由于在译介过程中释义学与教义学相互借用或者指代，有学者将教义学单纯理解为教学体系与方法，反映了对释义学或教义学的含义、确立前提及其与政治关系背景理解的疏漏。

参见[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页。最后，各种解释方法始终限定在宪法适用过程中的含义确定与查明。原因在于先例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可以被推翻，这使教义在贯彻一致性的同时保持了某种开放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包含着横向和纵向双重权力关系，也包含着各国家机关宪法权力之间的关系，还包含着国家机关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其三，教义是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形成的判例规则，包含了类比等推理。[11]无论这些解释方法具有何种差异，它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点：首先，各种解释方法都宣称忠于宪法，忠于宪法文本。

第一个时期诉诸人民，这是一种政治方案解决宪法问题的方法。拉班德（Paul Laband）采用法律形式主义将国法学的研究确立为对宪法规范的阐释，试图建立一个不与伦理道德、政治、历史以及其他相联结的‘纯净的科学法学，建造‘一个适合创新建构实在法和旨在对这些实在法进行解释的概念和原则体系。

法哲学方法用当为标准评判实定宪法，站在宪法之外看宪法，它以某些抽象原则诸如正义、公平等作为评判标准，以实在法为评判对象，检讨法律规范的缺失。是法律的统治，而非法律制定者意图的统治。西尔维亚·斯诺维斯(Silvia·Snowiss)在《司法审查与宪法》一书中详尽阐述了美国司法审查建立之初各界人士在确定宪法精神时的方法选择，这一过程集中地反映了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竞争。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后发、移植法文化和法律现代化，且法治曾于历史上遭受严重荼毒与破坏的社会中，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保守派来看，保守是宪法的固有本质，宪法在本质上阻止变化。[23]他告诫学生：对比美国判例汇编中最高法院意见之内容，宪法文本毫无意义。

在巴尔金看来，除却宪法以明示方法规定某些意图之外，宪法尚有一些潜藏和隐含目的，发现这些潜藏和隐含目的同样构成解释者的职责。其纪实性在于无论学习、研究还是解释，其所依托的是一个实在法律文本，是实定法。

该教义于狭义上仅指由法官垄断宪法解释的权力，决定宪法含义，是一种完全的司法决定主义。但是仅仅是他们制定的法律约束我们，否则将导致专制。

他说道：法案作为法律的地位加强了文本主义的重要性。如果宪法含义的确定是以人民或者国会意图为依据，宪法更多地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体现。

台湾学者认为，这一脱离文本的原因并非来自直接移植外国宪法学理与概念，而是受长达四十多年政治历史因素制约而成。其一，教义主义转移了对宪法文本的注意力，将宪法地位委之于对文本的评注。二则，发现和回答中国的宪法与法律问题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该派的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布鲁斯·阿克曼和阿克黑尔·里德·阿玛尔。

但是，不同法学派别紧张的存在不足以作为证成否定宪法有效性的依据，更不应成为宪法虚无主义的托词。[⑦] 死的宪法和活宪法之争反映在已故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伦奎斯特撰写的The Notion of a Living Constitution 一文中，该文是对哲学方法的代表、同样已故的德沃金所著的《认真对待权利》一书的回应。

[28]参见[德]米歇尔·施托莱斯著：《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56页。在一个接一个的案子中，马歇尔小心地对宪法语词作出定义，并考察它们的上下文。

其方法论特征表现为：首先，将特定语境下的宪法概念作为普遍标准分析衡量我国实践，进而对我国相关理论与制度予以指责、抱怨，导致曲解我国宪法理论，引发悲观情绪。[③] See Thomas E·Baker, Jerre S. Willi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2003 by West, a Thomson Business,p330-334. [④] See Walter F.Murphy James E.Fleming, Sotirios A.Barber, Stephen Macedo：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ird edition，2003 by Foundation Press，p413-417. [⑤] See Antonia Scalia,：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 and the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40、47. [⑥]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著：《自由的法：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激发国家法摆脱政治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革命创伤失败的痛苦回忆的政治，另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阻碍公法‘建构法学的政治。何为释义学？因缺乏与释义学相对应的法治观念、法律权威及法律信仰，释义学在我国尚未内化为一中学术自觉，遑论贯穿于对宪法问题的思考与判断。其六，作为一种教学体系和方法，教义学与判例法教学同义，表现为以法院判例主导教材编纂，统领教学内容的全部。价值与事实或者规范与现实的紧张在不同法域都曾产生过激烈对峙，美国文本主义与哲学（哲学—道德论证，philosophical approach, philosophical/moral reasoning）解释方法的争论即为一例。

宪法的每一个语词是制宪者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法律学意义上起着指引、控制、规范本国公权力的作用。[17][美]西尔维娅·塞尔维斯著：《司法审查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良宪与恶宪之争折射出我国学界对实定宪法顽强的价值判断倾向，是宪法虚无主义的幽暗投射。在第一个时期，动辄诉诸人民而非成文宪法决定重大宪法事项是一种明显地政治支配之下的宪法变迁。

有鉴于此，如何在尊重宪法基本概念的前提下，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宪法实践经验，提升宪法理论的体系化程度再次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既需要厘清政治与法律的界限，也需要在诸法学方法之间确立适度的分野。